当代文学在什么样的“大历史”中生产


[阅读提示]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不能完全呈现当代文化的面貌,我们今天的文化结构、形态和价值观处于一个混杂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文学的状况不尽如人意,甚至令人失望。但是,我不赞成把今天的困境和问题归咎于“纯文学”思潮的缺失,不赞成笼统地提文学的“再政治化”,也不赞成用过去的方式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果我们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退缩,也就忽视了80年代文学发生的前提,并解构和颠覆了80年代文学形成的基本面貌,这是危险的。

文学史总是处在“重写”之中,这是我们已经形成的共识。重写,也总是与当下语境、知识谱系和研究者的价值观有关。这些年,我们的文学观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我觉得现在有个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即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历史观。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地分析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发生、发展和转型的历史语境,即当代文学是在什么样的“大历史”中生产的。

在讨论当代文学史的基本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对“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个大致的了解。在研究当代文学时,显然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来讨论。这些年来,我们通常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提法,这和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越过初级阶段来谈“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都知道当代历史上曾有的曲折和错误,但现在有些文学研究者恰恰忘记了历史留给我们的种种教训。

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当代文学有一条基本的线索,即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一部分。自然,当代文学不全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但当代文学总体上确实是在社会主义文化想象中展开的。我们先来看看,官方是如何阐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是这样定义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解释这一定义时,通常认为,这是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中国国民素质和人才资源开发的现状,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科学概念。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有关文件是这样表述的:“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推进文化创新。第四,坚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第五,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这里有我们熟悉的“二为”和“双百”,“二为”是在新时期放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之后提出的,“双百”是新时期以后不断重申的方针,这些方针的提出或者重申都吸取了以前的历史教训。而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关系,我们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曾经走过很长的弯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处理好,这是毋庸讳言的。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之所以有所发展,就是吸取了当年的教训,重建了文学的文化空间和文学制度。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也就没有新时期文学。当我们重新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重要阶段和相关问题时,我们是不能够忽视这些基本的历史经验教训的。

“十七年文学”:不应当排斥革命以外的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

当我们熟悉了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历史过程,再对照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建设方针,我们就有了判断当代文学的价值观,就应当清楚地知道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总结了此前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历史经验,也否定、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做法。我从来不否认“十七年时期”有好作家好作品,文学的实际进程和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历史之间也非完全对应的。“十七年文学”有其复杂性。但是,我们即使只是从“社会主义文化”的演变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看,也会对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十七年文学”,作出批判性的结论,我说的是总的价值判断。包括赵树理在内的那些作家们的创作,不能在根本上改变上这段文学史的性质,他们的成绩恰恰表明摆脱政治对文学的控制是何等的重要。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五六十年代左倾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想象,也留下了“缝隙”,十七年时期的个别文本也呈现了另外一种面貌。

“革命叙事”差不多是“十七年文学”的主体部分。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如果否认“革命”叙述的正当性,显然有悖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但是,不言而喻,革命叙述的正当性,是不应当排斥革命以外的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的。但是,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第三次文代会是有根本差别的。第三次文代会对文艺状况的判断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不断地肃清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纪要》则不同,它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时期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这就是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文革”结束以后,自然遭到了批判。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联系”时,也要看到它们的“断裂”。我不是很赞成笼统地提“50—70年代文学”,这或许是解释文学一体化的框架,这个框架突出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两个阶段之间相似性,但不便处理两者之间的差异。我说的对“十七年文学”要作出批判性的结论,和《纪要》对“十七年”的否定是不同的。我个人以为,我们要注意到“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左倾和“文革”时期极左的关联,但是也要辨析社会主义文化想象与文学创作的复杂构成。

80年代没有形成“思想再生产的机制”

“新时期”是由周扬命名的。之所以称为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是因为结束和否定了“文革”。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有两个背景,一是回到“五四”新文学传统,二是否定“文革”。在否定“文革”时也必然要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这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有充分的论述,主要精神是肯定“十七年文学”主流是好的,但存在左倾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评价也需要再讨论。

当然,对1979年以来三十多年的文学,我们很难简单地叙述和处理。其主要问题相对集中在80年代,所以,前几年有许多学者“重返80年代”,做了卓有成效的反思工作。我们今天的许多分歧也是因此而生的。我个人的思路是,我们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中重新讨论80年代的问题,而不能把80年代剥离出来。这一时期的文学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二是文学回到自身的历程。前者改变了文学生产空间,在大的方面重新处理了涉及到“五四”以来文化与文学的若干重大问题,当代文学得以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文学才可能回到自身。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二为”和“双百方针”的实现就没有保证,也不可能重新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西方进行对话。80年代西方文学的影响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个思想文化问题。这个转型的过程是矛盾的,有冲突,也有妥协,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纯文学”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合力,促进了这三十年文学的发展。而文学本身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化的面貌。

无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不能完全呈现当代文化的面貌,我们今天的文化结构、形态和价值观处于一个混杂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文学的状况不尽如人意,甚至令人失望。这个现象与80年代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我认为80年代没有形成“思想再生产的机制”,真正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太少了。思想不能再生产,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我们应对现实的能力自然减弱了。但是,我不赞成把今天的困境和问题归咎于“纯文学”思潮的缺失,不赞成笼统地提文学的“再政治化”,也不赞成用过去的方式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果我们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退缩,也就忽视了80年代文学发生的前提,并解构和颠覆了80年代文学形成的基本面貌,这是危险的。摘

(本文为作者在杭州师范大学“批评家讲坛”上的讲演,更详内容将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作者: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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