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诸岛是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和记录的,也是我国政府最早进行连续不断行政管辖的,所以南海诸岛的古代史其实就是我国先民逐步发现、认知、开发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历史。


 

南海诸岛的发现与命名


 

南海诸岛是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并且命名的。
 


 

汉武帝元封六年设南海九郡直属中央管辖,为我国南海诸岛主权的管辖奠定了基础。三国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铁叶叶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涨海”为“我国古代对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南中国海之称谓”,“崎头”为“古代对海中的礁屿、浅滩的称呼”,“涨海崎头泛指南海诸岛礁滩”。这条史料表明,我国人民是最早发现、命名南海诸岛的。


 

历代文献对南海诸岛均有记载, 摘其要如下:


 

三国时候, 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对汉代至马来半岛的航程有所记述,他谈到“句稚,去典游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这里的“涨海”具体指西沙群岛附近海面,也泛指我国广东以南的广袤大海。西晋郭璞在对《尔雅》的注文中提及“涨海”,曰:“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可以为酒杯。”(按:今所谓鹦鹉杯者,出南海)。日南是当时中国南面的一个郡,在今越南。日南涨海,即是指自海南岛前往日南所要经过的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西晋裴渊《广州记》记载“ 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这里“(东莞)县南五百里”的珊瑚洲,指的是今东沙岛。南朝沈怀远《南越志》中对涨海也有记载:“江鸥,一名海鸥,在涨海中,随潮上下,常以三月风至,乃还洲屿,颇知风云,若群飞至岸,渡海者以此为候。”这里的“涨海”泛指南海。


《隋书》记载隋朝时常骏出使航程经过西沙群岛,“(大业三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这里的“焦石山”的“焦石”即是礁石,即西沙群岛,亦即日后万里石塘附近的红石山。“陵伽钵拔多”即陵山,在今越南归仁的燕子岬。


 

在唐之前,我国人民对于南海的认识或是将其作为中国之南广袤大海的泛称,或是具体指西沙、东沙等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唐以后,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我国人民对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认识加深,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出现了各自专门的古地名。如“九乳螺洲”“石塘”“长沙”“千里石塘”“万里长沙”等。


 

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海南,汉朱崖、儋耳也……至吉阳,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洲曰乌里、曰苏密、曰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泛指西沙群岛、南沙群岛。


 

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又三日至不劳山,又南三百里至陵山东,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这里的“九乳螺洲”指的即是西沙群岛。


 

《宋史》记载宋朝皇帝宋端宗赵因逃避元兵追击,曾驻跸七州洋,“十二月丙子, 至井澳,飓风坏舟,几溺死,遂成疾。旬余,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十四五。丁丑,刘深追至七州洋。执俞如以归”。这里的七州洋指的是西沙群岛。


 

宋赵汝适《诸蕃志序》中记载“ 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这里将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界限定在“交洋”(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屿(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以外的海岛)。当时,南海诸岛的中沙、南沙即是“石床、长沙之险”,都是在中国境内 。


 

到了明清,我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更加清晰。如:


 

明《郑和航海图》中所绘“ 万生石塘屿”,即指今南沙群岛。


 

明正德年唐胄《琼台志》记载:“琼古志云:外匝大海,接乌里苏密吉浪之州,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北至雷州、徐闻。”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指的是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明王佐《琼台外纪》记载:“(万)州东长沙、石塘,环海之地,每遇铁飓携潮,漫屋田,则厉害中于民矣。”这里的“长沙”、“石塘”指的南海诸岛的南沙和西沙群岛。


 

清代郝玉麟《广东通志》记载万州辖治“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琼以海为界,地饶食货,黎峒介峙,郡邑环之……万州三曲水环,泮宫六连,山障州治,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烟波隐见”。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即指南海诸岛的南沙群岛、西沙群岛。


 

我国史料中对于南海诸岛的记载不胜枚举,证明我国是最早发现并最早对南海诸岛命名的。而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其先民在南海活动的历史依据,也没有其先民发现命名南海诸岛的确凿证据。


 

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


 

我国人民在南海诸岛上居住和开发的历史很古老。


 

《异物志》中记载,南海诸岛产有海龟和玳瑁。


 

晋裴渊《广州记》对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捕鱼有所记述:“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这里的“珊瑚洲”,上文已述为东沙岛。


 

由于南海诸岛地处偏僻,明清以前我国史料中对于我国人民在南海诸岛岛礁上的生活记载较少,但是在甘泉岛上发现的唐宋时期考古文化堆积表明我国人民曾长期在南海诸岛上居住。


 

到了明清时期,海南岛渔民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捕捞的人数逐渐增加,活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除了捕捞海产之外,还在岛上种植树木,开垦旱地,开发西沙、南沙群岛。


 

南海诸岛现在保存着不少明清时期的珊瑚庙,清代南海渔民留下的房屋、水井、椰树等,还有渔民的坟墓。例如在北二子岛有两座古碑,其一载“同治二年翁文芹”,另一载“同治十三年吴囗囗”,可见该岛早已成为我国人民生息居住死葬之所。


 

《更路簿》更是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更路簿》至迟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它是我国渔民的航海指南,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清澜港或琼海潭门港起航,到西沙、南沙各岛礁的航向和航程。现存《更路簿》记载,我国渔民在每年冬季11~ 1 2月(阴历)乘东北风南下,先至西沙群岛,有些船只留下生产、捕捞。另一些船停泊一二日后,继续前往南沙群岛。经过冬春二季大约半年时间的捕捞作业,至第二年的清明谷雨期间乘西南风北返。当时渔民在南沙群岛的最佳航线有三条,在双子群礁分路,第一条往东到半月礁、蓬勃礁、舰长礁一带,第二条往南到南通礁、南屏礁一带,第三条往西到南威岛、日积礁一带。


 

除了捕捞作业,我国渔民还在西沙、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上住岛生产。每年5~11月,南海台风频繁,设备简陋的小渔船难以长期坚持海上作业。因此,不少渔民居住于岛上,待天气好再出海作业。清末以后,我国渔民住岛的人数逐年增多,西沙、南沙群岛凡具住人条件(有淡水、柴草等)的岛屿几乎都有我国渔民。


 

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


 

南海及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国土、疆域,19世纪末之前,贯穿整个古代史,其他周边国家对这一问题均未曾有过质疑。


 

自古以来, 海军巡视无疑是行政管辖、主权宣示的有力手段之一。早在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中郎将康泰与宣化从事朱应奉派到南海巡游,到达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回来著《扶南传》,其中提及“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这是我国对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第一次政府巡视行为,也是现存记载中世界上最早对这一区域的政府巡视行为。
 


 

南朝刘宋谢灵运《武帝诔》记载刘宋武帝刘裕对卢循的征伐,其中谈到武帝 “虎骑骛隰,舟师涨海”,即是刘宋武帝率领海军在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南中国海与卢循战斗,这说明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在东晋时期已在我国海军巡辖之下。


 

到了宋代,我国史料中明确地将西沙群岛纳入政府管辖。宋义大初《琼管志》记载“吉阳,地多高山……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舶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琼管”即琼管安抚督监。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是宋朝广南西路琼管吉阳军的海疆之一。


 

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政权后,建立了军事管区,派军队驻守,并建立了巡海水师,巡管南海海面。在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有记载,“广州南海郡,即古百粤也……(本朝)置巡海水师营垒……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这里的“九乳螺州”即是西沙群岛,是宋代巡海水师所到的地点。由内地去西沙群岛的航线是当时中、西贸易的航线,特别是在增设泉州市舶司后,贸易更加频繁,巡海水师的巡海行为更是起到保护贸易的效果。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更“招收广南巡海水军,予以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


 

而宋代舆图《诸番图》对当时中国南海的海疆边界也有所记载,“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把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界限定在交洋(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的海岛),当时,南海诸岛的中沙和南沙,都在中国界限以内。


 

元代,最显著的南海诸岛主权证明是科学家郭守敬在西沙群岛上进行天文测量的记载。“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创简仪、仰仪及诸仪表……而又当时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元史》记载的郭守敬当时四海测验“南逾朱崖”,即在海南岛以南的西沙群岛。而元代的版图更是将南海诸岛列入版图并区分为4个岛群。由此可见,元代疆域不仅包括南海诸岛,而且还派出官员到西沙群岛测绘并建立天文据点,行使主权管辖。


 

明清两代,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行使显著表现在水师巡防以及政府地图绘制上。明代黄佐《广东通志》记载“海寇,有三鹿,摄巡海备倭冠军以守之,春末夏初,风迅之时,督发兵船出海防御”。而清代胡端书的《万州志》则记载明初派海军前往暹罗等国并抚护贡献来京的事,当时南海诸岛各群岛均在明朝海军的巡辖之列。文载“宣德四年,钦差内官俞端调本卫百户项贵,统精锐军,往暹罗等国公干。外番贡献,向如暹罗、占城、满剌加诸国,道经琼州,遣指挥千百户镇抚护至京”。


 

清代阮元的《广东通志》记载:“长沙海、石塘海,在城东海外。古志云万州有长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洋,莫考其实”,表明万州所辖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清代《泉州府志》记载广东水师副将吴巡治“七州洋”,“吴,字源泽,同安人,本姓黄……擢广事副将,调琼州。自琼崖,历铜鼓,经七州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


 

列入行政版图,也是宣示国家管辖的手段之一。清代有大量的官方地图已经将南海诸岛纳入其中。如1709年《大清中外天下全图》中绘有“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万里长沙”指东沙和西沙群岛,“万里石塘”指中沙和南沙群岛。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1755年前的《皇清各直省分图》,1767年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767年后的《大清万年一统全图》,1810年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等对于南海诸岛的各群岛均有绘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影响。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一贯维护国际法治以及公平和正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习近平

2016年07月12日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范伊然南海考古资料整理与述评(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3.6)一书“第一章  南海诸岛简史”。


 


 

ISBN:9787030378781

出版时间:2013-06-01


 

范伊然所著的《南海考古资料整理与述评》一书集自秦汉以来的历史文献,从秦汉以来的正史、专书、地方志、历史舆图等资料中查找关于南海诸岛的历史沿革、称谓及归属变化、航路记载等历史信息;收集近现代相关档案材料,从近现代的档案材料中,查找南海诸岛的相关争端、归属及其有关国家行动的文件、档案等;收集南海诸岛的相关考古发现与调查成果;系统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收集关于南海诸岛的气候、水文、潮汐、地理;贸易、交通史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收集国内外有关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沉船资料,也包括部分中外陶瓷研究和出水文物保护的成果;对上述材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建档,在此基础上为下一步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工作设想和相关建议,并通过对以往工作的评估为国家关于南海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资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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